泰国税务局追缴他信逾170亿泰铢税款 提请总检察长启动破产诉讼

泰国前总理他信·钦那瓦，再次成为一场法律与政治博弈的焦点。税务局正在追讨他信出售Shin Corp集团股份案所欠的税款，含附加款项在内，待缴欠款总额超170亿泰铢。最新进展是，税务局已将案件移交总检察长办公室，提请考虑提起破产诉讼。

一份落款为2026年9月22日、标注“机密”和“特急”字样的税务局文件显示，税务部门正加紧执行生效判决，追缴这笔欠税。此前该局一直在核查他信资产，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，但始终未能足额追回欠款。

税务局向总检察长办公室提请启动破产诉讼，给出的关键理由是：该局已两次向他信户籍住址寄送催缴通知书，两次间隔至少30天，文书均已由住处人员签收，但这笔税款至今未缴清。

税务局据此认为，结合上述情形，加上这笔债务金额明确，且超出法定下限，符合1940年《破产法》提起破产诉讼的适用条件，援引该法第8条第9款及第9条作为办案依据。

随之而来的疑问是，为何税务局偏偏在这个时间点采取行动？提起破产诉讼，真的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后手段吗？

Shin Corp集团售股引发税务纠纷

Shin Corp集团股权交易事件发生于2006年1月23日，并引发了一场延续至今的税务纠纷。当时，他信家族的离岸控股公司Ample Rich将Shin Corp股份转让给他信子女（潘通泰与萍通塔）二人，每人受让1.646亿股，每股转让价仅1泰铢。而当时大宗交易盘面的市场价格为每股49.25泰铢。

税务局认定，潘通泰与萍通塔实际上是代他信持有股份。每股48.25泰铢的价差（合计价值158.839亿泰铢），应视作他信的应税所得。税务局据此核定个人所得税，叠加罚金与滞纳金，他信的税款总额合计超过176亿泰铢。

他信这起税务案，历经多级司法程序拉锯。在行政复议阶段，他信申请撤销税务核定通知，同时要求免除或减少罚金与滞纳金。但复议委员会认定，该税务核定合法，不存在可以减免罚金、滞纳金的理由，于是裁定驳回他信的复议申请。

之后，他信向中央税务法院起诉税务局以及复议委员会。中央税务法院判决撤销这份税务核定以及复议裁定；专门案件上诉法院随后改判，维持税务核定有效。

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后，审理结果再度反转：最高法院驳回他信的诉讼请求，裁定税务核定结果与复议决定合法有效。

站在税务局的角度，既然最高法院已经确认税务核定有效，剩下的核心问题就是足额追缴欠款，而不是重新对原有法律争议再做举证。

但在他信一方，还有另一层抗辩理由：当初Shin Corp集团售股所得曾被收归国有，这笔资金和当前被追讨的税款债务之间，是否存在关联。

尽管如此，在税务判决终局生效之后，税务局持续追查资产并启动强制执行，核查各类所有权、占有权以及可用于偿债的债权。

本案之所以紧迫，还有一个关键因素：债务强制执行时效问题。税务局评估，本案执行时效为10年，将于2027年3月到期，因此必须赶在期限届满前采取行动。从策略层面来看，剩余时间至关重要。如果税务局判断，现有的强制执行手段不足以足额收回欠款，那么启动破产诉讼便成为一项亟需评估的方案。

税务局将案件移交总检察长办公室之后，检察官并非只收下文件、顺着债权机关的提议直接签字起诉，而是必须依照法律规定，核查案件事实、法律依据、证据以及各项诉讼要件。

如果检察官认为证据充分，就可以进入后续流程；若需进一步调查，则必须依据自身职权与规范进行研判。

在政治领域，这一决定必将受到密切审视。无论结果如何，都很容易被放在政治博弈的背景下解读：一方主张国家应当严格执法，另一方则认为所有和他信相关的案件背后都掺杂政治矛盾。

他信主张税务局重复追缴

另一方面，他信并不认可税务局的结论。2026年7月2日，他信向中央税务法院起诉税务局，请求撤销资产冻结令与拍卖公告，同时申请法院出具临时保护措施，在判决下达前暂停相关执行程序。

随后在2026年9月16日，他信的律师温亚澄清道，上述诉讼并非有意抗辩、不服从终审判决，而是希望厘清Shin Corp集团售股收益对应的纳税义务。抗辩的核心论点在于，作为税额核定基准的158.839亿泰铢，本身就属于Shin Corp集团售股款项的一部分；而在另一宗涉案约463.73亿泰铢的资产没收案里，这笔售股资金已被判令收归国有

因此他信方认为，，任何进一步扣押或查封资产的行为，都可能构成重复执行，超出了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范围。同时提议税务局直接向财政部申请从该笔国有款项中抵扣，不要再继续追索其他资产。

2026年10月7日，他信在中央税务法院就临时保护申请开庭陈述，确认自己愿意服从判决，但主张税务局的执行行为不合法。

在庭审过程中，他信把财政部比作“父亲”，税务局比作“孩子”。他举例称，自己早就把全部钱款交给“父亲”，但“父亲”没有与“孩子”沟通，导致“孩子”回头向自己重复追债。

破产诉讼背后的政治压力

按照排期，中央税务法院定于2026年11月16上午9时，就临时保护申请作出裁定。该审理结果只管重要，因为它关系到在主案尚未审结期间，资产冻结与拍卖程序能否继续推进。

若法院批准临时保护，就要看裁定细则：暂停哪些执行动作、暂停多久，以及是否要求他信缴纳保证金或提供担保。反之，如果法院驳回申请，税务局就可以在法律与法院裁定许可范围内，继续执行债务追偿措施。

税务局反对该项临时保护申请，请求法院驳回。即便法院准予临时保护，税务局也要求他信向法院缴存款项或提供担保，用以弥补该部门可能遭受的损失。

与此同时，案件的调解、双方质证以及证人开庭时间，已改期至2026年12月21日上午9时进行。

从法律层面来说，破产诉讼本身有其特定目的与适用条件。就本案而言，税务局站在债务执行角度获得正当性依据：已有终审判决、欠款尚未结清、资产追缴只收回一部分，同时还要担忧强制执行时效到期问题。

但放到政治层面，对这位前总理采取如此影响重大的措施，难免会引发质疑：为何偏偏选在此时动手，背后是否存在政治压力？